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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亚文:两轮全球化,中国从失败者成弄潮儿

今年是“五四”运动一百周年,从1919年到2019年,中国的变化显而易见。在“五四”运动发生之际,中国曾作为“战胜国”派代表赴巴黎参加和会,但得到的却是“战败国”待遇,和会竟然决定将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转让给日本,这成了一起深刻影响之后中国历史进程的大事件的导火索。中国无疑是当时世界上的“失败国家”。此前的1911年,中国经历一场朝代的崩溃,接踵而至的是南北两大地域的对立分治,直至1949年,国家都一直处于分裂、混乱和战争状态。

在清朝瓦解、中国陷入近代以来的外侵内乱这一阶段,恰好也是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时期。普遍认为,这一轮经济全球化是从19世纪中期开始的,而终结于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国是在1840年鸦片战争后逐渐被纳入英国主导的经济全球化体系,并在经济全球化的激流涌动中遭遇政治崩盘。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的命运是凄凉的。

而在上世纪70年代末,世界又开始经历新一轮以美国为动力的经济全球化浪潮,中国也在那时调整国家政策、推进改革开放,主动选择加入新一轮经济全球化浪潮,其后不久便以成功者形象展现于世。不仅如此,中国近年提出并推进“一带一路”倡议、推动建立亚投行、积极以G20等机制为舞台参与全球治理,还被认为是在开拓一种“新型全球化”。

从上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被动方和失败者,到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的成功者和弄潮儿,这种反转是如何发生的?

从表象来看,当代中国与清朝崩溃前后的中国,一个显著不同是在国家能力。与当代中国在各方面都表现出强大能力相比,晚清及之后较长时期的中国,无论对内还是对外都处于严重的国家失能状态。

首先是不能抵御外来军事压力,两次鸦片战争、甲午战争、日俄战争的发生以及租界、治外法权、外国军队在中国的存在,都表明19世纪中期到20世纪中期的中国已经丧失护卫自身安全的基本功能。其次是中央权威瓦解,对国家进程不再有掌控能力,对地方事务不再能够有效约束,清朝覆亡之际南方各省自行宣布“独立”即是明证。再次,无论晚清的“洋务运动”还是民国的“黄金十年”,中国都是全球化的被动跟随者,被全球化拖着走,而不是有选择地加入,也就谈不上利用好全球化的效率同时规避全球化的风险。

百年前的中国乱局,很大程度上就是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一种政治后果。在经济全球化大潮冲击下,中国不同地域被卷入全球化的程度不同,在产业结构、经济形态上发生明显分化,在利益关系上出现严重疏离,这些都需要强有力的政治力量予以协调化解,但当时的中国在内外夹击下已不再具备这种能力。与此类似,19世纪的美国,同样曾是经济全球化的失败者,南北战争的发生,正是经济全球化强化了美国建国之际本就有着地域差别的经济格局的结果。

当代中国则是在拥有健全国家能力的前提下加入经济全球化体系的,在中国与全球化的互动中始终有着高度能动性,在融入的同时又在相当程度上驾驭经济全球化在中国的发展以及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的程度和方式。

这种国家能力首先体现在政治上,即中国共产党拥有强有力的政治组织能力和国家动员能力,在有效规制中央与地方关系的同时,还能有力协调不同区域、阶层间的资源与利益分配,并在此基础上形成共同意志推进国家各方面建设。

其次,是在产业政策和国防建设上的得当选择。与晚清曾经有过不俗的经济增长水平但却无法保卫国家安全相比,当代中国在加入经济全球化的前三十年一直是一个经济规模相对落后的国家,但所选择的以重工业优先的产业政策,不仅为此后的经济发展积累技术能力,也为保家卫国的能力创造了足够物质和技术前提。

再次,当代中国的国家能力还体现在,通过外部引进和内部积累,在改革开放之前就形成了较为完备的工业体系,使之不仅在之后的全球化时代成为经济发展的巨大资源,也是消化经济全球化成果的能动力量,而不是完全被动跟随经济全球化的步伐。与此同时,这段时间全民教育的普及,包括改革开放后高等教育的发展,又为中国参与经济全球化储积了丰富的智力资源,从而为中国消化吸收外来技术和经验并在此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转化为经济全球化的主动方和引领者,创造了良好条件。

在中国取得引人瞩目的经济成就、积极参与全球治理、成为新型经济全球化动力提供者后,外部世界对中国的看法之一,是这些年来中国的成功不过是“沾了全球化的光”,是美国“帮助”的结果。需要承认,改革开放后中国由落后到先进的转变离不开外部因素,但问题是:同样处在经济全球化大潮中,为何在上一波,中国展现的是一个失败者的面貌,而到这一轮却成了弄潮儿?

显然,全球化作为外部因素,不会自动让卷入的国家沾光,而是一个国家的内部因素,才决定了全球化对它是积极的还是消极的。没有中国共产党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力量在20世纪中国的兴起,没有新中国成立后对国家能力的苦心培育,在这一轮经济全球化中,中国仍可能是失败者。是仓促被动卷入经济全球化并被其役使,还是主动加入并将其驾驭,会有不同的经济效果和社会、政治结果,这是近代以来中国与经济全球化两次相遇的一个重要启示。(作者是上海外国语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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